|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 |
上一篇:今生我把酒奉陪下一篇:偶今年写的鬼故事2--这次写点吓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