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赵婷和之前的亚洲获奖者有何异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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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导演赵婷（Chloé Zhao）凭《游牧人生》（Nomadland，《无依之地》/《浪迹天地》）问鼎奥斯卡电影金像奖（The Academy Awards）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电影奖，不仅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非白人女性，同时也为亚洲电影人写下新一页。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这部由赵婷改编、执导并监制的电影，讲述美国边缘边缘族群在西部游居生活的故事，获得六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囊括三项大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
至此，亚洲在奥斯卡93年的历史当中总共获得了25个奖项。
继去年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Parasite，《寄生虫》/《上流寄生族》）之后，亚洲电影人连续第二年包揽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奖。
这是否意味着，亚洲电影人已经在这个美国电影最高殿堂闯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从来奥斯卡都是有某种‘政治’，”一直关注亚洲电影的影评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客席讲师朗天向BBC表示。他认为，奥斯卡并没有在近年特别嘉许亚洲人，但是亚洲导演和亚洲演员正在好莱坞一股“政治正确”的思潮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认可。
“今年其实明确，是对女性、少数族裔，包括非洲裔，和其他在传统上被奥斯卡有所忽视的族群，给予嘉奖。”
以赵婷获得两项最高荣誉为代表，2021年的奥斯卡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具多元性的一届。20个获演员奖提名的人当中有9个是非白人背景；而且93年来的第一次，在最佳导演候选名单当中有两个是女性。
不过，这并不代表赵婷和奉俊昊等人近年在奥斯卡成功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胜利。
“中国、香港、台湾，还是韩国跟日本等等，这些亚洲电影势力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他们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朗天说。
他表示，亚洲电影和亚洲影人在很早以前已经得到过世界的认可。不过，“在一个‘政治正确’的运动之下，亚洲人的表现比较容易重新得到他们应该有的认可。”

这些亚洲人曾经捧得过小金人。
亚洲电影和亚洲电影人在西方电影界受到关注，对好莱坞电影产生影响，这并不算新鲜事。以一众日本电影人为代表的亚洲影人进入西方主流电影界视野，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佐治·卢卡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史提芬·史匹堡）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 ）等好莱坞杰出电影人均曾提及自己如何受到从黑泽明到吴宇森等亚洲导演的启发。
只不过，在主流电影界具有象征意义的奥斯卡金像奖嘉许上，亚洲电影人走过一段很长的路。
自1929年以来，在奥斯卡全部24个类别的奖项当中，平均每100个获提名者当中只有3个来自亚洲。
不过，在最主要的9个类别（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导演、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电影）当中，进入21世纪之后，亚洲电影人的认受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2000年之后至今，亚洲人在这九个大奖项当中的提名数字比此前的数十年翻了一倍。2000年上映的焦点华语电影《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获得九个大奖当中的三项提名——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国际电影（前称最佳外语片）；《寄生上流》在2020年是竞逐同样的三个奖项；至《游牧人生》，则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这些亚洲人赢得过奥斯卡
赵婷是奥斯卡历史上第四个获提名最佳导演的亚洲人。在她之前，最早获得这项提名的是1966年的日本导演敕使河原宏（《沙丘之女》）；之后，《乱》的导演黑泽明（1986年）、《卧虎藏龙》的李安（2001年）和《寄生上流》的奉俊昊（2020年）均竞逐过奥斯卡最佳导演。
在最佳女配角奖项上，同样有过四个亚洲演员曾获提名。在今年凭《浓情家园》（Minari，《梦想之地》）得奖的尹汝贞之前，就有伊朗演员索瑞·安达斯鲁（Shohreh Aghdashloo）以及两名日本演员梅木三吉和菊地凛子获得提名。
在奥斯卡九个大奖项当中最早得奖的亚洲人是梅木三吉，她在1958年凭借与影星马龙·白兰度（Malone Brando）合作的《樱花恋》（Sayonara）夺得最佳女配角。之后，亚洲演员在这个奖项上沉寂了超过60年，直至周日（4月25日）晚上韩国演员尹汝贞在葛伦·克罗斯（Glenn Close，格莲·高丝）和薇拉·戴维斯（Viola Davis）等著名影人的竞逐中成为最佳女配角。


未来更可期？
如今，“多元性”已然成为好莱坞的新关键词，在即将实行的奥斯卡新评奖规则当中还明确包含了与多元性有关的规定。这样，我们肯定会在未来见到更多的亚洲人登上奥斯卡最高领奖台吗？
影评人表示，虽然从长远来说，的确有乐观的理由，但是有些屏障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如果现实一点看……它其实是一门生意，”朗天向BBC表示。
“比如，我们可以让多少亚洲电影在美国公映？”他说，“不单只在电影节放映，而是公映——这很重要。”
朗天说，由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结构使然，亚洲电影要进入西方视野，更多仍然是艺术片而不是商业片。
他表示，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说，我们要谈的“不单止是亚洲电影在美国，还会有其他，比如非洲电影在美国，或者非洲电影在亚洲等等”。而文化差异的门槛始终是一个可能的障碍。
在去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夺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的奉俊昊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就暗示了这一点：“一旦你克服那小小的一寸字幕带来的障碍，你就会看到更多出色的电影。”
“《寄生上流》当时并不是很快可以在美国上映，亚洲电影要接触外国的主流观众，都需要时间，”朗天说，而这不仅仅关乎电影人本身的努力，而是整个业界多种因素的全方位推动。这当中包括电影发行商、媒体以及用英文写作的影评人的介绍等等。要让亚洲电影接触到其目标受众，需要商业和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配合。
而在这一点，赵婷的成功似乎代表了另一种可能。
出生在中国，之后在英美接受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养分，赵婷尚未创作过中文电影。她迄今为止创作的三部长片讲述的均是美国故事，当中鲜有中国元素，甚至在内容上几乎可以忽略她的华人或者亚裔身份。
而她的下一部电影，已经是美国最主流的漫威（Marvel）超级英雄电影。
中文世界的影迷很容易地就会从赵婷联想到李安。作为华人导演，台湾出生的李安从早期创作华语电影，逐渐进入美国电影业主流，以《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等美国主流电影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
朗天也同意，她可能会被很多人看作是“新李安”：“赵婷是颇能够适应美国的电影生态的。”
但是他表示，电影的跨文化交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从我个人，各地的导演在自己的地方拍了电影，然后通过理想的发行机制让其他地方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这些电影，这是更理想，也比较纯粹，”他说。
但他同时表示，在亚洲电影进军国际和亚洲电影人拍英美电影之间其实并没有好坏，“两样都应该做”。
他并不认为大多数亚洲电影人会以奥斯卡奖项为目标，但是如果要说这一次奥斯卡所谓“亚洲力量”的崛起背后有什么可总结的意义，至少是让世界看到更多元的契机。
“它会令更多亚洲电影人更多一点机会和勇气去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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